日本有相当大的“旅日韩国人”群体，这群人选择自己的国籍，是放弃韩国国籍、入籍日本、成为“新日本人”，还是居住在日本大韩民国或朝鲜（编者注：为了与历史上的韩国区别，本文将1948年建立的国家称为“朝鲜”），可见这个族群的复杂性及其在日本的地位社会。 的尴尬。

郑大石的眼泪

2010年世界杯，除了强队的跌宕起伏和知名球星的精彩角逐之外，有一支参赛球队尤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那就是朝鲜队，这支球队此前从未获得过世界杯冠军。 44年进入世界杯。 。 整个赛程中，新闻媒体不断报道这支特种部队，也不乏不少轰动一时的新闻。 例如，如果输了，球员返回朝鲜后将被派去当矿工。 于是，网络上出现了不少嘲讽朝鲜的言论。 然而，6月15日，朝鲜与巴西的比赛开始前，场上朝鲜国旗飘扬、奏朝鲜国歌时，一名朝鲜球员被拍到眼含泪水。 过了一会儿，这个玩家的名字就叫郑大石。 相比之下，其他朝鲜选手则显得冷静得多。

郑大石眼含泪水

郑大世眼含热泪的一幕不仅让世界记住了朝鲜队，而且郑大世原本是旅日韩国人的事实也引起媒体关注，在网络上引起广泛讨论。 当时很多报道都是从民族意识的角度解读郑大社的眼泪。 对此，郑大石在接受中国媒体《泰坦网》采访时做出了如下解释：

难以解释的泪水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 然而，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在（正式赛场）流泪。 2008年东亚杯，我终于成为朝鲜国家队的代表。 当对阵日本队的比赛中奏国歌时，我泪流满面。 我的心里充满了我的目标即将实现的想法。 对阵巴西队的泪水是这一切的延续。 对于一个足球运动员来说，能够在世界杯上与世界上最好的球队同场竞技，是多么伟大的成就。 原来眼泪更能表达我的心境。

郑大石将自己的眼泪归咎于足球运动员的兴奋和对足球最高殿堂的尊重，可以说纠正了此前媒体对此的国家解读。 然而，在同一篇报道中，当采访者问他：“祖国是韩国还是朝鲜？祖国意味着什么？”时，他的回答非常发人深省。 他说：

我把祖国当作我的母亲。 我知道朝鲜在国际上的形象不太好，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问题。 但无论你讨厌还是喜欢，你的母亲都是无法替代的。 自从我从小就上朝鲜学校以来，我从未怀疑过我的祖国是另一个国家。 在日本政府文件中，我与父亲的国籍一起成为韩国国籍，但这不是我的选择。

郑大石的回答不仅展现了他特殊的民族/民族意识，也展现了在日韩国人的特殊处境和身份问题。

除了郑大世之外，2007年2月正式入籍日本的足球运动员李忠成的例子也可以说明韩国人/新生代在日本入籍的后果。 李忠正1985年出生于东京，是日本第四位韩国人。 与郑大世不同的是，他小学时原本就读于东京朝鲜第九中学，但很快转学到日本普通小学。 所以，李忠成可以说是一个在日本接受日本教育长大的韩国人，几乎不会说韩语。 2003年入选韩国U19青年队时，他因语言障碍而受到队友的排斥。 他的队友甚至认为他是“半个日本人”。 最终，失望返回日本的李忠诚不顾家人的反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足预选赛前六天完成了入籍手续，正式加入日本足球国家队。

当李忠诚入选日本国家队时，韩国媒体也像没能拉拢郑大世一样对此进行了反思。 其中，《韩国体育网》尖锐提出了有关“忠诚度”的质疑，即“如果韩国和日本在决赛中相遇，如果李忠成身穿‘三足鸟’日本足协徽章球衣“如果韩国队进球了，韩国舆论会作何反应？这将成为日韩队在亚洲杯上的又一个关注焦点。” 至于日本，虽然大多数人对日本能吸引人才感到自豪韩国 朝鲜足球比赛，但右翼人士对此事持负面看法，也有不少人严厉批评，质疑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心”的汉奸。 ”。

不过，在2011年1月下旬的亚洲杯决赛中，坐在替补席上的李忠诚终于有机会替补上场并攻入致胜一球，让日本队第四次夺得亚洲杯冠军。时间。 公众的强烈抗议。 不少韩国粉丝批评他是“韩国汉奸”，甚至日本粉丝也毫不同情地表示，日本不需要“外国人”的帮助。 针对这些质疑，李忠成在亚洲杯上接受韩国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既不是韩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我希望大家称我为足球运动员。” 同时他还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对于我来说，有两个祖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韩国。今天我选择了日本国籍，入选了日本国家队。我将瞄准亚洲之巅，努力成为球队的力量。” 就韩国而言。 对于这场战斗，他在同一篇帖子中表示，他将作为一名尊重韩国的足球运动员与韩国队比赛。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他甚至表示：“我是带着日本同胞的骄傲去比赛的，隐瞒我们是日本同胞这一事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而且，李忠成称自己为“新日本人”。 ”。

李忠成

值得注意的是，曾因生活不便而使用日本名字“小山正”的李忠成，在入籍时却意外地以本名李忠成（り‧ただなり，Lee）入籍。 姓氏“李”发音由韩语Ri改为日语Lee，保留姓氏“李”，而名字“Chung Sung”则用日语发音。 对此，他表示，这不仅是因为祖父即使面对歧视也始终坚持韩国国籍，所以他在祖父的坟墓上承诺自己会坚持姓李。 他还提出了身为“日本人”的矛盾：

当我入籍时，我还在担心我是否应该使用李姓。 100个韩国人中有100个不明白我入籍日本的事。 然而，这种矛盾正是旅日韩国人必须面对的。 郑大世也是日本同胞。 他选择了朝鲜国家队，我选择了日本国家队。 我在日本的事实是无法回避的，我希望能够认识到原来的自己。 我认为这就是我作为一名日本足球运动员应该走的路。

针对这个问题，李忠诚的父亲李哲泰也真诚地表示：

郑成的祖父是朝鲜国籍，我是朝鲜国籍，郑成是日本国籍。 我觉得三代人、三个国籍才最能真实地体现我们一家人在日本是同胞的现实。

在同一次采访中，李哲泰还提到：“虽然上一代人来到了韩国，但我们是日本制造的韩国人。虽然我们对祖先充满感激，对祖国充满思念，但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地方。”最后还是回到日本。” 综上所述，无论是李忠成还是李哲泰的言论，我们都能感受到与郑大世的思维有很大不同，也能让我们重新思考国家/个人身份韩国人在日本以及两国的危机。一个令人不快的困境。

除了上述两起案件外，前柔道运动员阿纪成勋（日文名：秋山正言）因就竹岛问题（韩国称独岛）发表言论而引起日韩媒体关注。 ，也举个例子。 在日本接受了完整的日语教育的秋成勋大学毕业后回到韩国，希望能够作为韩国队的一员参加奥运会。 然而，在训练过程中，他却因为“华侨”的身份而受到队友的歧视。 最终，他无奈放弃了代表韩国出战的愿望，于2001年9月入籍日本。次年釜山亚洲赛上，他击败韩国选手，夺得该项目的冠军。 赛后，曹成勋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为了柔道事业加入了日本国籍。不过，我永远是韩国人，对支持我的同胞表示感谢。” ” 然而，秋成勋却在这一时期热情地拥抱了韩国。 他的言论让他成为韩国媒体批评的对象。 在此次竹岛事件中，邱成勋回应网友质疑时表示“竹岛属于大家”，也引起了日韩媒体和网友的批评。

邱成勋

如果我们以郑大世、李忠成、秋成勋的特殊经历作为思考的起点，我们不免会产生很多疑问：是什么原因让郑大世放弃了自己的原创？身份是在日本的韩国人，然后将国籍更改为在日本的韩国人？ 日语和韩语？ 在名古屋出生长大的郑大石是怎样的契机将朝鲜视为自己的祖国呢？ 另一方面，对于放弃韩国国籍、入籍日本的李正成和秋成勋来说，他们对作为国家/国家象征的韩国和成长和成长的日本抱有怎样的感情？上调？ 而李忠诚的“新日本人”一词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族裔/民族身份纠葛？ 如果我们进一步扩大视野，问一下，在日本的韩国人为何会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身份混乱、名字复数？ 同时，“姓名/国籍/种族”对于这个群体意味着什么？ 20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署100周年，郑大世的眼泪似乎不仅仅是巧合。 日韩朝三国之间的复杂问题似乎在提醒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和审视这一问题，以迎接东亚新时代的到来。

我的家在哪里？ “在日韩国人”的形成

日本法务省2009年的调查显示，在日朝鲜族人口约占在日外国人口总数的26.6%。 如果加上入籍日本国籍的人数以及祖父母或父母为韩国人的人数，许多研究人员初步估计在日本的韩国人数量可能会达到100万，在日本形成庞大的人口。 在日本的韩国人和朝鲜人群体。 日本出现如此大批韩国人的原因是什么？ 要解释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涉及到日朝两国复杂的殖民历史和矛盾的经济共生关系。

1897年，日本佐贺县的“町条碳矿”为了应对工资飙升导致的矿工短缺问题，开始雇用韩国人。 这是日本最早雇用韩国人的记录。 在当时人力极度短缺的日本，雇佣工资远低于日本人的韩国工人无疑是最有利可图的解决方案。 但由于日本人鄙视朝鲜工人，除了用“哟博”这一歧视性词语来嘲讽他们外，也不时有日本老板虐待朝鲜工人的新闻报道，出现了很多劳资问题。

1910年8月，由于《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 此后，日本政府通过土地调查工程（1910-1918）、大米增值计划（1920-1934）等殖民政策，大规模掠夺朝鲜的土地和农业经济，造成许多朝鲜农民生活困难，进一步促使破产农民开始向中国东北、苏联、日本等地迁移，寻找生存之道。 这些人到达日本后，由于工作时间长、工资低、愿意承担重体力劳动，很快取代了日本工人，在日本社会形成了韩国工人阶级和大量朝鲜人聚集区。 据此可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旅日朝鲜人就为日本提供了现代化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并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战后。 然而，即便如此，这些人在日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相反，他们遭受了歧视和虐待。 1923年关东大地震中，甚至发生了导致4000多名韩国人死亡的大屠杀。

屠杀朝鲜人的原因不仅仅是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歧视，还有朝鲜廉价劳动力取代日本劳动力的原因。 但讽刺的是，关东大地震后，京滨地区的重建需要大量劳动力。 因此，虽然屠杀让朝鲜人感到恐惧，但为了生存，又出现了新一波的朝鲜人渡过日本。 另一个高潮是因为日本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应对战时制度。 因此，自1931年以来，在日本的朝鲜人每年以6万至7万的速度增加。 到了1939年，日本进入了更加严峻的战争时期。 由于太平洋战争战线的扩大和拉长，日本大部分青壮年男子被强行征召入伍，造成日本企业劳动力严重短缺。 因此，当年居住在日本和前往日本的韩国人数量爆发式增长，此后三年平均每年增加约23万人。 这种惊人的人口增长速度直到1944年才停止，但随之而来的是日本的战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时，滞留日本的朝鲜人总数达到200万。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日本政府和联合国最高司令部（GHQ）遣返或自行遣返了超过170万朝鲜人。 直到1950年日本停止遣返工作为止，仍有约60万韩国人滞留在日本。 这群滞留的人，就是今天日本的朝鲜族和朝鲜族的基础。

这60万人为何选择留在日本？ 有两个原因。 首先，战争结束时，GHQ规定，准备返回朝鲜半岛的朝鲜人回国时仅限携带1000日元货币和250磅行李。 这种严格的规定使朝鲜一些人没有永久的财产和生计基础。 韩国人只能选择留在日本。 其次，由于全球冷战体系，朝鲜于1948年分裂，同年分别成立大韩民国（简称韩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简称朝鲜） 。 南北分裂制度让在日朝鲜人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 无论是现实的国籍问题，还是精神的民族认同韩国 朝鲜足球比赛，“我们应该选择韩国还是朝鲜？”的疑问。 深感困扰。 和这些人在一起。

1948年南北分裂，是朝鲜半岛人民永远的伤痛。 不过，对于在日本的韩国人来说，杀伤力可能更大，尤其是在国籍问题上。 根据1910年签订的《日韩合并条约》，日本剥夺了朝鲜人的国籍，并强迫他们加入日本国籍。 后来在此基础上，大量朝鲜人通过强制移民、征兵等方式被送往日本，成为日本近代化和殖民扩张的劳动力。 然而，日本战败后，日本政府于1952年4月19日发布《法务省民政局局长通知》，称自“日本战败”之日起，在日朝鲜人将丧失日本国籍。弗朗西斯科合同”生效。 因此，在日本的韩国人的日本国籍被取消，立即成为外国人。 同时，根据1947年5月颁布的《外国人登记法》，他们不仅要到当地政府机构登记，还必须随身携带登记证明。 1952年4月28日颁布的《新外国人登录法》，增加了按指纹的要求。 由此可见，1948年的南北分裂，不仅让这些在日朝鲜人面临重新选择国籍的尴尬，还不得不忍受来自日本的歧视性待遇。

在朝鲜半岛，韩国和朝鲜分别于1948年和1963年制定了国籍法。由于双方都采用了血统原则，双方均承认在日朝鲜人为本国国民，从而导致在日朝鲜人获得双重国籍。 双重国籍问题直到1965年韩日关系基本条约缔结才得到初步解决。简单来说，日本政府接受了韩国的提议，改变了“朝鲜人民代表队”成员的国籍。将“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民团）改为大韩民国韩国 朝鲜足球比赛，并将“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朝鲜联）成员的国籍改为“朝鲜”。 不过，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里的“朝鲜”并不是与大韩民国相对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当时日本与朝鲜没有外交关系，因此不承认朝鲜的合法性。 由此，旅日朝鲜人内部产生了“日本的韩国人”和“日本的韩国人”的区别和差异。 民兵与总联的成立和对立也意味着旅日朝鲜人在日本国内也存在着不同的关系。 画出了三十八条平行线。 1965年6月，日韩建交后，日本通过协议给予在日朝鲜人永久居留权。 该协议生效后，许多在日本的韩国人为了获得永久居留权而将国籍更改为韩国人。

除了国籍问题外，教育方面也反映了在日韩国人的困境。 20世纪60年代，为了让旅日朝鲜人将来能够回国，振兴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受压制的民族文化，朝鲜总联和民丹制定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教育体系。 总联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民兵也有自己的教育体系，但民兵系统只有四所学校。 必须说明的是，无论是朝鲜学校还是韩国学校，除了民兵的白头学园和金刚学园外，所有学校都属于《日本学校教育法》第83条的适用范围，即意味着办学经费需要自己筹措。 也就是说，日本公立学校普遍免收学费，而韩国和朝鲜的学校则需要收取学费来筹集办学资金。 这一规定给子女在这两个系统就读的学生家长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进而导致两所学校的学生严重流失。

但民兵系统学校和朝鲜联系统学校学生流失严重的原因不仅仅是学费问题，更核心的原因是继续教育问题。 由于国民文化教育体系中只有一所大学，高中毕业后如果想继续深造，只能进入日本的公立和私立大学体系。 然而，截至1994年底，只有17所公立大学、162所私立大学和任何国立大学同意从朝鲜学校招收高中毕业生。 到1995年5月，只有9所公立和私立学校同意招收朝鲜大学毕业生，而且仍然没有国立大学。 此外，少数民族学校的教学内容也是一个问题。 由于过于重视民族教育，内容完全无法应对日本的大学考试，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升学和未来就业，从而加剧了学生的流失。 这些对于在日本找工作本来就比普通日本人更加困难的韩国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由于国籍规定，在日韩国人属于“外国人”。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无法享有与日本公民同等的权益，但又不得不享有与日本公民同等的权利。 相同的义务。 例如，他们必须像日本公民一样纳税，但不能享受与日本公民相同的社会保障。 他们还在住房、地方自治团体招收公务员、公立学校教师的国籍规定、参与地方自治权利和民族教育等方面受到差别待遇。 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日本韩国人和韩国人发起的一系列消除分歧、争取权利的抗议运动的推动下，日本政府不得不修改相关法律和政策。 除了为韩国人和在日本的韩国人提供福利、永住权之外，还取消了按指纹制度，并向他们开放了公务员和教师的就业资格。

感谢在日韩国人和朝鲜人的艰苦奋斗，虽然一些不平等政策得到了纠正，但对于一些在日韩国人和朝鲜人来说，为了让下一代站在更好的起点上，“入籍日本公民” ”成了最后的手段，甚至是必要的选择。 然而，入籍的艰难选择背后，还有更多的担忧和痛苦。 虽然入籍手续繁琐，需要“改名”，还要承受背叛国家的谴责和自责，但每年平均有5000人选择入籍成为日本公民。 截至2008年，入籍的日本公民总数为1人。伴随入籍的问题是国民认同和在日韩国人的认同危机。 当入籍成为一种权宜选择而不是种族/民族身份时，“我来自哪个国家？” 和“我是谁？” 已成为旅日韩国人无法停止扪心自问的困惑，尤其是他作为在日本出生、长大的新一代的一员。 与此同时，如何与日本/日本人民“共存”也成为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生存问题。

（本文原载于《人类思想》第三期，台北：人世出版社，2013年，本刊已对文字进行修改、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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